隔离效应对城市发展决策之影响

Author: 赖世刚 黄仲由 洪旭Upload date: 2020-03-12
Country: Professional Area : Intelligent PlanningKeywords : 展望理论、隔离效应、偏好逆转、城市发展

        本研究拟通过城市发展决策情境以及基于展望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心理实验,检测计划制定者于计划制定过程中究竟是否亦存在隔离效应;此外,本研究再延伸前述已拟定之实验设计和情境,藉由机率等价法确认受试者于一系列计划制定过程中的主观效用评价之一致性,亦即检测城市规划者面对一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和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时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呈现显著性差异。最终实验结果显示:隔离效应不仅发生于单纯的个人赌局决策,亦存在于实际的城市发展决策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检测实验数据后发现,分别从一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和二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所引出之受试者主观效用乃呈现显著性差异。

1  前言

        规划是通过信息的操弄来协调决策,而城市规划面对城市发展决策的四个I特性: (1) 相关性(Interdependence):城市开发决策之间为相互影响、(2) 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城市开发之增量并非是任意的、(3) 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城市开发完成后便极难回复原貌、(4) 不完全预见(Imperfect Foresight):即对于城市的未来虽可预期但仍旧充满未知(Hopkins, 2001)。这四个城市发展决策特性造成城市的复杂性,而规划在面对城市复杂性时是有用的(Lai, 2018)。城市规划的目的是制定相互连结的发展决策 (Lai and Huang, 2017)。然而规划者往往将城市问题加以拆解或孤立 (Jacobs, 1992),并忽略决策与决策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拆解或孤立多个相互连结的决策之行为反应,是决策者倾向考虑当前单一前景的结果信息(Kahneman and Lovallo, 1993),在既存文献中其实已累积不少的应用实例与诠释。

        关于短视亏损厌恶之概念,顾名思义乃由两关键部件构成:短视 (myopia) 与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当中,损失厌恶的核心意涵即:相对于利得,决策者对于损失存在非对称的且更大幅度的厌恶感受 (e.g.,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1; 1992),至于短视之意涵可理解为:对时间维度有不恰当的处理或者感知。若欲通过简单数例来表现短视亏损厌恶的概念,则可给定任一决策者持有100元的投资资金,而决策者考虑把这笔资金投入一个零利息的储蓄账户,抑或是一支含有风险的股票-该支股票具有二分之一的机率可能获益200元,同时,亦伴随二分之一的机率可能亏损100元。另外,给定该决策者之偏好为损失厌恶,并分别设定其效用函数为u(z)=z (z>0)以及u(z)=λz (z≦0, λ=2.5),其中z 与 λ 分别为投资组合价值的变化和损失厌恶参数。依此条件可推断决策者评估单独一期的股票投资之预期效用应为:1/2*(200)+1/2*(-250)<0。相类似地,沿用原条件设定,再给定该决策者持有200元的投资资金,以进行连续两期的股票投资,则其合并评估连续两期的股票投资之预期效用应为:1/4*(400)+1/2*(100)+1/4*(-500)>0。对照上述预期效用结果可见,当评估连续两期之股票投资时,则股票投资富有吸引力 (即决策者之预期效用为正),但若将连续两期的股票投资个别评估时,股票投资却反而丧失吸引力 (即决策者之预期效用变为负),这也就是决策者受短视亏损厌恶的影响所经常引发之认知偏差。也就是说短视的单一决策的结果不如同时考虑多个决策的结果。Hopkins (2001)也尝试用土地开发的例子说明类似的概念。

        Daniel Kahneman与Amos Tversky两位以色列实验经济学家所共同开创之展望理论 (Prospect Theory),以及三个无法由预期效用理论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EUT) 充份描述,但却深刻影响决策个体之决策选择的心理效果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第一个心理效果即确定效应 (certainty effect)。此心理效果旨在强调:相较于不确定的结果而言,决策者对于确定的结果通常会赋予较高的权重,并且会产生过度的重视。第二个心理效果即隔离效应 (isolation effect)。此心理效果旨在突显:为了简化不同选项或方案之间的抉择,决策者经常会忽略选项或方案之间共有的部份,并专注于选项或方案之间差异的部份。第三个心理效果即反射效应 (reflection effect)。此心理效果旨在强调:若决策者面临损失时,决策上将会出现不愿意选择确定的损失结果,而宁可选择可以避免损失的任何机会,不论这个选择是否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经以上回顾得见,尽管过去文献已通过诸多实验设计和应用实例,突显决策者大多仅关注当前单一前景之结果信息的系统性倾向,并试图将此系统性倾向表现为无法由预期效用理论充份描述(Rabin and Thaler, 2001),但却普遍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判断的隔离效应(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Kahneman and Lovallo, 1993)。然,值得深究的是,这些既存文献却鲜少正式测试隔离效应或其提出的应用实例,特别是在本文所着重的城市发展议题和城市发展领域 (Mohamed, 2006; Wang, Han, and Lai, 2014)。

        另一方面,过去文献虽已揭露诸多可能引发隔离效应的潜在心理因素,譬如:(1) 决策者过度重视具有确定性的决策信息;(2) 决策者经常轻忽与当前短期前景相连结的决策信息。然,值得再商榷的是,这些既存文献却未曾深入检测当决策者面临一阶段决策框架和二阶段决策框架时,其主观效用评价究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e.g., Lai, Huang, and Han, 2017)。若前述主观效用评价呈现显著差异,除了证实决策者的主观效用在一定程度上随二阶段决策框架与一阶段决策框架而变动之外,同时,亦昭示着决策者非恒定一致的主观效用评价(e.g., Grabenhorst et al., 2013),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及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 (preference reversed phenomenon) 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

        为尝试填补过去研究缺口,本研究拟设计一份城市发展决策情境之问卷题组,通过实验室控制方式给予受试者作答,以确认计划制定过程中是否存在隔离效应。本研究基于已拟定之城市发展决策情境,藉由机率等价法(Wakker and Deneffe, 1996)确认受试者于一系列计划制定过程中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具一致性(Lai, Huang, and Han, 2017),亦即检测城市规划者分别面对一阶段和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时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呈现显著差异。全文整体架构包括第一部份之前言,共计由五个部份所组成。作者在第二部份,将预先拟定及说明城市发展决策情境之问卷题组,并通过实验室控制方式给予受试者作答;第三部份则基于第二部份之问卷题组及其作答结果,确认城市计划制定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隔离效应,继而进一步检测城市规划者分别面对一阶段和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时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至于第四部份则将针对第二部份及第三部份的关键发现提出综合讨论和文献对话。最后,第五部份则将为前述四个部份可能贡献之及研究发现,进行最后的补充并提供未来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隔离效应的验证-基于展望理论和城市发展计划决策

        本研究拟设计一份城市发展决策情境之问卷,以检视及验证规划者在计划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隔离效应,进而导致不合理的、不一致的或者非理性的决策选择。而本研究问卷设计和安排的参考来源主要有二:其一是基于展望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心理实验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其二则为城市发展的四个基本特性所衍生的决策情境 (Hopkins, 2001)。兼之,为配合本研究问卷题组之城市发展情境,受测者除了需设想问题情境为真实发生之外,还必须对情境里的开发地区之住宅开发模式与服务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容量进行考虑。此实验设计和安排的主要用意在于突显城市发展之规划者在进行住宅开发决策时,很可能忽略攸关住宅开发成败的基础设施容量,亦即对于城市发展计划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隔离效应的验证。另外,为更趋近真实世界状况,本研究将城市发展决策情境再细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不考虑」开发后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第二种为「考虑」开发后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Hopkins, 2001)。如同表1所示,本研究问卷的两种情境下各有两组对应问题,且受试者必须就各个问题 (即问题1、2、3、4) 所陈述的两选项中择其一。另外,为降低学习效果所可能造成的实验偏差,本研究实验分为两次施行。于第一次施行之实验问卷中,情境一设定为「不考虑」经济损失,情境二则设定为「考虑」经济损失 (即问题1、2,请对照表1)。接着再于第二次施行之实验问卷中,情境一设定为「考虑」经济损失,情境二则设定为「不考虑」经济损失 (即问题3、4,请对照表1)。本节接续部份,将罗列实验问卷题组之详细内容,并通过判定树 (decision trees) 图形辅助读者理解本研究之实验设计 (请对照图1)。

表1  实验问题与实验情境之对照表

 

数据源: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Hopkins (2001);本研究整理。

2.2 实验问卷题组:「不考虑」经济损失之决策情境

        问题1:在进行某新开发地区住宅开发的模式时,其有决策A与决策B两种住宅开发模式,但只能选择一种住宅开发模式之决策。决策A为甲住宅开发模式,有25%的开发成功机率,并可带来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决策B为乙住宅开发模式,有20%的开发成功机率,并可带来4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问题2:此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将有两阶段,必须在得知阶段一的结果之前就做选择。阶段一:75%的机率政府将不会投入及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于该地区,使该地区无法进行新住宅发展,即无法进入第二阶段的选择;25%的机率政府将会投入及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于该地区,即可进入第二阶段的选择。阶段二:其有甲和乙两种住宅开发模式,决策C为甲住宅开发模式,其住宅人口不会超出基础设施之容量,并将可确定带来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决策D为乙住宅开发模式,其住宅人口可能会超出基础设施之容量,新建基础设施将有80%的机率能够负荷乙住宅开发模式之居住人口,并可带来4000万元的经济效益;而新建基础设施将有20%的机率无法负荷乙住宅开发模式之居住人口,造成居住质量低落,其经济效益为0。

2.3 实验问卷题组:「考虑」经济损失之决策情境

        问题3:在进行某新开发地区住宅开发的模式时,其有决策A与决策B两种住宅开发模式,但只能选择一种住宅开发模式之决策。决策A为甲住宅开发模式,有25%的开发成功机率,并可带来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决策B为乙住宅开发模式,有20%的开发成功机率,并可带来4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问题4:此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将有两阶段,必须在得知阶段一的结果之前就做选择。阶段一:75%的机率政府将不会投入及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于该地区,使该地区无法进行新住宅发展,即无法进入第二阶段的选择;25%的机率政府将会投入及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于该地区,即可进入第二阶段的选择。阶段二:其有甲和乙两种住宅开发模式,决策C为甲住宅开发模式,其住宅人口不会超出基础设施之容量,并将可确定带来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决策D为乙住宅开发模式,其住宅人口可能会超出基础设施之容量,新建基础设施将有80%的机率能够负荷乙住宅开发模式之居住人口,并可带来4500万元的经济效益;而新建基础设施将有20%的机率无法负荷乙住宅开发模式之居住人口,造成居住质量低落,并带来1500万元的经济损失 (即其经济效益为:-1500万元)。

 

图1  利用判定树呈现实验题组

说明:左图为利用判定树呈现问题一、二;右图为利用判定树呈现问题三、四。

数据源: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本研究整理。

2.4 深入检测可能引发隔离效应的潜在心理因素

        由先前回顾得见,过去文献虽已揭露诸多可能引发隔离效应的潜在心理因素,譬如:(1) 决策者过度重视具有确定性的决策信息;(2) 决策者经常轻忽与当前短期前景相连结的决策信息。然,值得再商榷的是,这些既存文献却未曾深入检测当决策者面临一阶段决策框架和二阶段决策框架时,其主观效用评价究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Lai, Huang, and Han, 2017)。若经检测发现前述主观效用评价呈现显著差异,除了直接证实决策者的主观效用在一定程度上随二阶段决策框架与一阶段决策框架而变动之外,同时,亦昭示着决策者的主观效用评价难以在不同阶段的决策框架或情境之间维持恒定的原生特性(Grabenhorst et al., 2013),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及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 

表2  效用引出问题与实验情境之对照表


数据源: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Hopkins (2001);Lai et al. (2017);本研究整理。

2.5 针对问题1与问题2施行效用引出实验:「不考虑」经济损失之决策情境

        问题1U:延续问题1的情境 (即抉择AB时的思考状态)。请问在以下选项中,您心目中的机率值P为多少时,则以下之a选项与b选项您将难以取舍:选项a-确定获得3000万元。选项b-有P的机率获得10,000万元 (即1亿元),且有 (1-P) 的机率获得0元。

        问题2U:延续问题2的情境 (即抉择CD时的思考状态)。请问在以下选项中,您心目中的机率值P为多少时,则以下之a选项与b选项您将难以取舍:选项a-确定获得3000万元。选项b-有P的机率获得10,000万元 (即1亿元),且有 (1-P) 的机率获得0元。

2.6 针对问题3与问题4施行效用引出实验:「考虑」经济损失之决策情境

        问题3U:延续问题3的情境 (即抉择AB时的思考状态)。请问在以下选项中,您心目中的机率值P为多少时,则以下之a选项与b选项您将难以取舍:选项a-确定获得3000万元。选项b-有P的机率获得10,000万元 (1亿元),且有 (1-P) 的机率获得0元。

        问题4U:延续问题4的情境 (即抉择CD时的思考状态)。请问在以下选项中,您心目中的机率值P为多少时,则以下之a选项与b选项您将难以取舍:选项a-确定获得3000万元。选项b-有P的机率获得10,000万元 (1亿元),且有 (1-P) 的机率获得0元。

3  实验宣告与实验结果

3.1 实验说明与宣告

        承先前讨论,为降低学习效果所可能造成的实验偏差,本实验调查乃分为两次施行。当中,第一次实验之受试对象为国立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大学部之在学生,其总问卷样本数为47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3份,无效问卷为4份,问卷有效率约为91%。而第二次实验之受试对象则同样为国立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大学部之在学生,其总问卷样本数为52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3份,无效问卷为9份,问卷有效率约为83%。当实验开始,先由实验主持人进行仿真范例的填答说明,令受试者能充份地理解问卷内容。于说明完毕后,给予受试者1分钟的时间翻阅问卷。经1分钟的翻阅与检查,再开放实验受试者提问,并由实验主持人提醒受试者以下之注意事项:(1) 问卷作答时间为15分钟,若作答时间结束,则不可再继续作答。(2) 当正式开始作答,就不可再提问,且在作答过程中不可交谈或讨论。(3) 再次强调实验问卷内的所有问题,皆无任何标准答案。最后,待15分钟之作答时间结束,便由实验主持人宣布实验完成,并请受试者亲自将已填答完成的实验问卷缴交至讲台予实验主持人。

3.2 实验结果-隔离效应的验证

        经第一次与第二次实验调查,本研究共获取问卷样本99份,其中,有效问卷占86份,无效问卷占13份,而实验问卷有效率约为87%。如同表3所显示,当受试者面对「不考虑损失」之情境时,则 (问题1;一阶段决策问题) 共计有26位受试者选择决策A,决策A之百分比为30.23%,而有60位受试者选择决策B,决策B之百分比为69.77%。至于受试者面对「考虑损失」之情境时,则 (问题3;一阶段决策问题) 共计有43个受试者选择决策A,决策A之百分比为50.00%,而有43位受试者选择决策B,决策B之百分比为50.00%。

表3  问题1与问题3之决策选择结果-独立形式

 

        次之,如同表4所显示,当受试者面对「不考虑损失」之情境时,则 (问题2;二阶段决策问题) 共计有48位受试者选择决策C,决策C之百分比为55.81%,而有38位受试者选择决策D,决策D之百分比为44.19%。至于受试者面对「考虑损失」之情境时,则 (问题4;二阶段决策问题) 共计有68位受试者选择决策C,决策C之百分比为79.07%,而有18个受试者选择决策D,决策D之百分比为20.93%。

表4  问题2与问题4之决策选择结果-独立形式

 

        若将前述独立形式的决策选择结果,改以连结形式呈现,则可更进一步探索受试者对于一阶段的和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之选择倾向。如同表5所显示,在「不考虑经济损失」之情境中,多数受试者偏好于问题1 (一阶段决策问题) 中选择决策B,而在问题2 (二阶段决策问题) 中选择决策C,并占所有决策选项组合之36.05%。至于在「考虑经济损失」之情境中的选择倾向亦雷同,多数受试者偏好于问题3 (一阶段决策问题) 中选择决策B,而在问题4 (二阶段决策问题)中选择决策C,并占所有决策选项组合之43.02%。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可见,受试者或许是受到损失厌恶之部份影响 (e.g., Walasek and Stewart, 2015),在不需考虑经济损失的问题1当中,仅约三成的受试者愿意选择风险较低而期望收益相对也较低的决策A。但是,在需考虑经济损失且决策问题相同的问题3当中,却有多达五成的受试者倾向选择风险较低而期望收益也相对较低的决策A。相类似地,于不需考虑经济损失的问题2当中,有多达四成以上的受试者倾向选择风险较高而期望收益相对也较高的决策D。但是,在需考虑经济损失且决策问题相近的问题4当中,却仅剩余约两成的受试者愿意选择风险较高而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D

表5  问题一、问题二、问题三及问题四之决策选择结果-连结形式

 

        另一方面,如同表3及表4所揭示,多数受试者极可能是受到隔离效应之影响(e.g.,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在问题1当中选择风险较高且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约占七成),但于后续的相同情境的问题2当中,却选择了看似笃定获益但期望收益却相对较低的决策(约占六成),继而肇生优势偏好的逆转,也就是本研究欲确认以及探索的决策偏差。相类似地,有半数的受试者于问题3当中,偏好选择风险较高且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B,但在后续的相同情境的问题4当中,却有近八成的受试者反而选择了看似无风险但期望收益却相对较低的决策C,同样亦出现优势偏好的逆转。是以,整合前述「考虑经济损失」与「不考虑经济损失」之分析结果,吾人得以确认隔离效应所导致的决策偏差确实亦存在于城市发展计划决策之中。

3.3 实验结果-探索可能引发隔离效应的潜在心理因素

        延续前述讨论内容。为深入探索及确认隔离效应之可能潜在肇因,本研究拟采用机率等价法 (probability equivalent method) 施行货币数额之效用引出 (Wakker and Deneffe, 1996),藉以获取各受试者在构成隔离效应的两相异决策阶段里的主观效用评价 (请对照表1、表1)。此设计和安排的用意主要在于:确认决策者分别面对一阶段决策框架和二阶段决策框架时,其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前述主观效用评价存在显著差异,除了证实决策者的主观效用在一定程度上随二阶段决策框架与一阶段决策框架而改变之外,同时,亦昭示着决策者难以维持恒定一致的主观效用评价(e.g., Grabenhorst et al., 2013),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及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另外,为检测效用引出实验中成对出现且同情境下之观测值,本研究将通过成对样本T检定来判定(Lai, Huang, and Han, 2017)。以下将分别罗列不考虑损失之情境与考虑损失之情境之实验结果。

表6  对引出之效用值施行T检定 (不考虑损失之情境)

 

* Significant at p = 0.05

表7   对引出之效用值施行T检定 (考虑损失之情境)


* Significant at p = 0.05

         藉由上述之成对样本T检定结果列表可见 (67),在不考虑损失之情境中问题1U3000万元效用与问题2U3000万元效用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3)该分析结果指明所有受测者的主观效用评价会随着一阶段或二阶段决策框架而改变。至于在考虑损失之情境中,问题3U3000万元效用与问题4U3000万元效用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4)该分析结果亦指明所有受测者的主观效用评价会随着一阶段或二阶段决策框架而改变因此,综合观之,无论是不考虑损失之情境或者是考虑损失之情境决策者的主观效用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均取决于一阶段决策问题或两阶段决策问题所展现出的框架或者情境决策者的主观效用评价难以在不同阶段的决策框架或情境之间维持恒定的原生特性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并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

4  讨论

        本研究在先前第一部份、第二部份与第三部份内文中,尝试结合城市发展决策情境(Hopkins, 2001) 以及由展望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心理实验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确认计划制定者于计划制定过程中究竟是否亦存在隔离效应;同时,再延伸该决策情境和实验设计,深入探索可能引发隔离效应但至今尚未得到证实的潜在肇因 (Lai, Huang, and Han, 2017)。整体而论,本研究之关键发现和可能贡献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4.1 隔离效应确实亦存在于城市发展计划决策之中

        本研究的第一个探索重点即欲确认城市发展之规划者进行城市发展情境中的住宅开发决策时,究竟是否会出现隔离效应。经汇整实验数据后得见,多数受试者在问题1、问题3 (即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框架下) 当中选择风险较高且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B,但于后续的问题2、问题4 (即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框架下) 当中,却反而选择了看似笃定获益但期望收益却相对较低的决策C,继而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亦即本研究欲探索的城市发展计划决策偏差。是以,经实验结果所揭示,吾人得以确认隔离效应不仅发生于简单的个人赌局决策,亦存在于现实的城市发展决策之中。

4.2 损失厌恶对于城市发展决策的可能影响

       为更趋近真实世界状况,本研究已预先将实验情境细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不考虑」开发后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第二种为「考虑」开发后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Hopkins, 2001)。经汇整实验数据后得见,受试者或许是受到损失厌恶之部份影响 (Walasek and Stewart, 2015),因此出现较为保守的心态和选择倾向。如同实验结果列表所展示:在「不考虑」经济损失的问题1当中 (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仅约三成的受试者愿意选择风险较低而期望收益相对也较低的决策A。但是,在「需考虑」经济损失且决策问题相同的问题3当中 (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却有多达五成的受试者倾向选择风险较低而期望收益也相对较低的决策A。相类似地,于「不考虑」经济损失的问题2当中 (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有多达四成以上的受试者倾向选择风险较高而期望收益相对也较高的决策D。但是,在「需考虑」经济损失且决策问题相近的问题4当中 (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却仅剩余约两成的受试者愿意选择风险较高而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D

4.3 可能引发隔离效应以及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

        本研究第二个探索重点乃尝试延伸前述已拟定之实验设计和情境,藉由机率等价法检测受试者于一系列计划制定过程中的主观效用评价之一致性,亦即辨识城市规划者面临一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和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时,对于相同货币数额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否呈现显著性差异。经数据分析后得见,在「不考虑」损失之情境中,问题1U之3000万元效用引出与问题2U之3000万元效用引出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该分析结果暗示着:所有受测者的主观效用评价会随着一阶段或二阶段城市发展决策框架而改变。至于在「考虑」损失之情境中,问题3U之3000万元效用引出与问题4U之3000万元效用引出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该分析结果亦暗示着:所有受测者的主观效用评价会随着一阶段或二阶段城市发展决策框架而改变。因此,整体看来,无论是不考虑损失情境 (理论性考虑) 或者是考虑损失情境 (现实性考虑),决策者的主观效用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皆取决于一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或二阶段城市发展决策问题所展现出的框架或者情境(Lai, Huang, and Han, 2017)。换句话说,决策者的主观效用评价难以在不同阶段的决策框架或情境之间维持恒定的原生特性,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并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心理实验来探讨规划行为中的隔离效应。尽管过去文献已通过诸多实验设计和应用实例,突显决策者大多仅关注当前单一前景之结果信息的系统性倾向,并试图将此系统性倾向表现为无法由预期效用理论充份描述,但却普遍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判断的隔离效应。然,值得再探究的是,这些既存文献却鲜少正式测试隔离效应或其提出的应用实例,特别是在本文所着重的城市发展议题和城市发展领域。为弥补过去研究缺口,本研究尝试通过城市发展决策情境(Hopkins, 2001) 以及展望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心理实验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确认计划制定过程中是否存在隔离效应。最终实验结果显示:多数受试者在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当中选择风险较高且期望收益也相对较高的决策选项,但于后续的二阶段的城市发展决策问题当中,却选择了看似笃定获益但期望收益却相对较低的决策选项,继而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是以,我们得以确认隔离效应不仅发生于单纯的个人赌局决策,亦存在于现实的城市发展决策之中。

        另一方面,过去文献虽已揭露诸多可能引发隔离效应的潜在心理因素,譬如:(1) 决策者过度重视具有确定性的决策信息;(2) 决策者经常轻忽与当前短期前景相连结的决策信息;(3) 决策者经常忽视选项或方案之间共有的部份,并专注于选项或方案之间差异的部份。值得再商榷的是,这些既存文献却未曾深入检测当决策者面临一阶段决策框架和二阶段决策框架时,其主观效用评价究竟是否具有恒定性与不变性 (Lai, Huang, and Han, 2017; Lai and Huang, 2019)。为弥补过去研究缺口,本研究采用机率等价法施行货币数额之效用引出 (Wakker and Deneffe, 1996),藉以获取各受试者在构成隔离效应的两相异决策阶段里的主观效用评价。最终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不考虑损失之情境或者是考虑损失之情境,由一阶段决策框架所引出之受试者的主观效用和二阶段决策框架所引出之受试者的主观效用乃存在显著性差异。换言之,决策者的主观效用评价难以在不同阶段的决策框架或情境之间维持恒定的原生特性 (Grabenhorst et al., 2013),很可能也是引发隔离效应并肇生优势偏好逆转现象的潜在心理因素之一。

谢辞

        本论文之部分研究成果曾发表于第18届国土规划论坛,感谢会议主持人以及现场与会专家之评论意见。作者特别感谢台湾省科技部对本研究的经费支持 (计划编号1:MOST 104-2410-H-305-077-MY3; 计划编号2:MOST 106-2811-H-305-004; 计划编号3:MOST 106-2410-H-305-057-MY3; 计划编号4:MOST 107-2811-H-305-500; 计划编号5:MOST 103-2410-H-305-077-MY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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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pkins, L. D. (2001)Urban Development: The Logic of Making Plans.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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